《邓小平时代》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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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

我开始读这本书，目的是想要了解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私有资本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通过比较近的历史，尝试理解我所处的现实。

读本书之前，我还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的核心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重新解释人类社的发展，从史前家庭慢慢产生直到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建立，通过这个论证过程进一步强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和在解释历史时的有效性。虽然收获颇丰，但很难有助于对当下的现实产生一个正确而直观的认识，于是在各种机缘下又选择了《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看完之后，我感觉对我目前所处现状有了比较粗浅的认识，但完全还不够，不过从这个过程中，又了解到了两本接下来会要看的书：《置身事内》和《筚路维艰》，以及一个需要了解的作者：温铁军。

本书虽然接近50万字，但对于从邓小平生平近一百年的历史，即使围绕的是一个人而非整个世界，整体的感觉仍然有点流水账，陈列了一些事实，但往往在我觉得关键的内容上缺乏细节，这并非是删减的原因，港版也一样。同时，作者还会穿插一些没有根据的观点，对教员的偏见很大，几乎只要提到教员就在阴阳怪气，俨然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反派的形象，频繁到让人怀疑作者作为传记作者和学者的专业性。

读这本书应当只关注作者提到的事实，对于作者的观点要非常谨慎的接受。但即使是事实，有些时候也会明显的感觉到作者刻意忽略了某些事实不提（所谓春秋笔法），这一点在微信读书中的书友的想法和笔记中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零散的感想

即便是刚刚建国时，权力斗争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复杂，即便所有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但政治依然是平衡的艺术。反观当下，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只会越来越高，对于我们置身事外的平民来说。将政治简单化、极端化，或者根据自己的臆想去推演、猜测，既是幼稚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目前来讲，掌握政治风向，政治局面的最好方式还是阅读官方发布的文件，辅以必要的解析。官媒的主体（不同的媒体的权威性/官方性）或许变了，但官媒的权威性还是保留的。

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是不能一句必然性带过的，历史没有必然，也许大方向是确定的，但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如果没有先辈的努力，这样的生活可能还要几百上千年也说不定。

我一直在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如果真的平均主义了，你还会想要努力吗？在生产力还没有极大发展的当下，平均主义是绝对不可取的。除非已经完全无利可图，否则高人一等，剥削别人的欲望仍然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基因里。对于个人，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放在剥削者的位置上，免于被剥削的命运。

经过阅读，我的读本书目的是否达到了？我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是否有了一定的了解？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中国的资本才刚刚开始发展，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年轻，属于粗放式发展，对于工人的剥削程度要严重于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直到90年代，甚至00年代，资本一直都在野蛮生长。伴随着市场的开放，贪污腐败与不公平从来没有消失过。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副作用还没有被修复，正在被修复。粗放发展所产生的弊端在放缓的经济增长下愈发显现。对于私企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与发展，即改革开放，教员的思想逐渐被束之高阁，大部分人都不再热心于提阶级斗争，发展经济成了第一要务，这在2020年之前都是可行的，快速的增长率掩盖了相当一部分潜在的问题，但从2020年开始，经济增速减缓，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接下来社会的负面情绪，一定会某种程度地上升。

语段摘录

麦理浩总督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因为他们对1997年之后的前景深感忧虑。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的关切。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

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少素养。军队变得臃肿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的生产仍在采用19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为了在熟悉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提供有力的领导，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人便至关重要。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加大——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

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说，中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在权衡“红”与“专”哪一个对于干部更重要时，邓小平重申了他过去已经表明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提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对党的强力肯定，结束了他的“国情咨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8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之所以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

有些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全或质量标准可言。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虽然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初中（相当于美国的7到9年级）、高中（相当于美国的10到12年级）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谋取私利的机会相当多。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股份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后，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于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后，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一些靠关系或特权发财的官员及其家属公开炫耀财富，例如美酒佳肴、汽车、高档服装或豪宅，这让反对腐败的人愤愤不平。经过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并完成工作，真正有资格升迁的人，看到无能之辈因为跟当权者有特殊关系而得到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